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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回憶錄

小強的故事 2019-03-13

趙國屏
 
  編者按:這是一位年過七旬,參加過上山下鄉的老知青,知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先生的回憶文章。
 
  作者趙國屏,分子微生物學家 男,1948年8月生,上海人。198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1990年獲美國普度大學博士學位。200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教務會成員、講座教授。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上海市疾病與健康基因組重點實驗室(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主任、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生命學院微生物與微生物工程系教授、主任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講座教授。
 
  姑且不論當時上山下鄉政策的是是非非,文中描述的是知青們的艱難生活,曲折人生、努力拼搏和互助精神,足以使人感動。
 

老同志回憶錄:小強的故事1、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
 
  是時候了,我要來說……小強的故事。
 
  這不是一時的沖動。1987年初,我回國探親。見到小強的時候,他已經幾乎不能走動了。可是,他很興奮地告訴我,他的長篇的構思已基本完成,馬上就要開始動筆了。1990年,我在美國收到母親寄自上海的一張剪報,那是登載在1990年4月15日《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的一篇短文了。題為"他在寫作"。這個"他",就是小強這一篇由知青寫知青的短文引起了我無限的共鳴與深思。當時就想寫一點什么,可是,臨近畢業,忙于趕論文,實在是不能坐下來像樣地劃上幾句。以后,仍是天天"窮忙",無暇正襟作文。回國之后,去看望過小強,他的體質的確是更差了。但是,鍛煉,他是從未間斷的;寫作,他是天天努力的;自立,更是他永遠追求的。我暗思,我一定要把我所了解的小強寫出來,這不僅對小強可能有用;這更對我們所有的朋友與同志們有用。因為,我們不能忘記過去,忘記就意味著背叛!
 
  我第一次見到小強,是在他原來插隊的那個生產隊。1972年,由于招生招工,各生產隊的知青人數有了較大的變動,公社決定將插隊知青小組進行一次調整。有些人數過少,條件較差的小組就并入一些條件較好的小組。另外,插隊小組也要相對地集中到少數幾個大隊,以便于管理。我所在的朱集大隊當時就新調進了幾個小組。我自己所在的朱集生產隊小組,也要求充實幾名優秀的知青。小強--強漢順,于是就被介紹到了我們小組。
 
  我先去小強原先插隊的生產隊看一下情況。那是一個典型的"河西"生產隊,地多地好,大騾大馬大油坊;與我們住久了的"河東"窮隊相比,看了真有隔世之感。小強當時正擔任這個生產隊的會計。他說,他還曾在生產隊的油坊里干過。我告訴他,我們生產隊也想開油坊,正缺一個象他這樣又懂打油又能當會計的人才。同時,我也坦率地告訴他,我們那兒的生活條件和收入都比不上"河西"的這些富隊。小強卻說,他對這些都已考慮過了;盡管在這里生活條件較好;社員關系
 
  也很好,但終究是只有一個知青,要做一番事業不容易。他要去朱集,目的就是希望到一個好的知青集體中去,為改變農村的面貌出一把力。這些話在當時聽來,雖然并不驚人,但也實在不同于那些剛出校門的知青,言行全然出于青春的天真。我倆都是在農村生活了好些年的"老"知青了,都知道粥飯來之不易。要決心從一個富隊調到一個窮隊去,沒有一點真正的抱負是不可能的。
 
  小強是好樣的。秋收剛結束,他就來到了我們生產隊。沒有多久社員們向往已久的油坊就辦起來了。小強既參加打油,又任油坊的會計。生產隊終于有了比較經常的流動資金,大牲畜的精飼料也有了保證。我現在依然記得,冬日的夜晚,我最喜歡在去生產隊的牛屋看牲口的同時,到油坊里去蹲一蹲。那座小小的茅屋,總是那樣溫暖;那盞小小的油燈,似乎比電燈還明亮。在油燈昏黃的火光照耀下,在熱騰騰的蒸汽的背景里,我總會看到小強與社員們一起在包餅子,下櫸子。在這樣的時候,你難道能不為一個青春的生命力所換發的光和熱而感到激動嗎?
 
  不久,我們大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項水利工程開始了。為了加快進度,油坊的工作人員一有空就上工地來助戰。小強自然也來了。一天活干下來,細心的社員們發現了一個間題。他們來找我了,"小趙,你仔細看,小強抬土上坡時,是踮著腳走的!"第二天,我留神看著,果然不假,小強是用腳尖在爬坡。可以看得出,他走得很吃力。我們再也不讓他上工地了,春節時候,好歹勸他回上海去檢査了一下。回來后他說:"沒找到原因,可能是因為打油干長了,受了潮氣。"兩年以后,他的病明顯發展了。平時走路就可以看出來。可是小強從來就沒有提到病退的事。打油是不能干的了,但是干會計是沒有問題的。不久,我被任命在大隊負責全面工作,十分需要一個得力的會計,小強便擔任了大隊會計。從此以后,我們倆就在一起工作直到1978年。
 
  當時的朱集大隊,雖說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可是"窮"字還是沒有甩掉。社員們的勞動投入不少,可是現金收入不多。集體可供支配的資金也少得可憐。可以看得出,長此以往,社員們的勞動積極性必然受到影響。小強經過調查,認真地與我討論了這個間題。他說,集體是要積累,但社員的收入也要逐年有所増加。另一方面,為了使集體收入增加,光靠賣糧那幾個錢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辦副業,辦工業。我知道辦工業是好事,可這事真難!其中最難的是要有門路、原料、銷路。有一天,我們的生產隊長來說,鄰近公社有一個在河南某地為大隊企業跑"外交"的人,門路很活。他有兩個親成,想借我們大隊的名義也搞一個工廠。他們負責"外交",從合同中抽成。這事能不能辦呢?也許在今人的眼光中,這只是小事一件;可在那個年代,誰都知道這些跑"外交"的"能人"可都是一些"外流分子"啊!除了與其他干部討論之外,我與小強對此事商量了很久。小強說只要有把握干成,我們就辦。我們打開列寧的《論糧食稅》:為了戰勝千百萬小農,年輕的蘇維埃寧愿與大資本拉起手,發展現代工業。我們為什么不能與"投機倒把分子"拉起手來,來發展一個社會主義的隊辦企業呢?思想統一后,我們又得到了上海知青慰問團的大力支持,很快解決了設備問題。在辦廠制度上與人員的選擇上,我們則充分堅持了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政策。我們一方面支持這兩位"外交"人員外出辦事;另一方面,不允許任何無關的大隊干部參與請客送禮。小強則更注重作好財務管理,堵絕貪污,減少浪費。就這樣,一個小工廠終于干出了樣子。僅僅兩年時間,我們就積累了許多資金,為發展電力、改建校舍提供了保障。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小強實事求是的創業精神,這個廠就可能辦不起來;而如果沒有他踏踏實實,忠誠奉獻的工作態度,小工廠即使辦起來,也不一定能堅持下來。
 
  由于朱集知青小組連續多年被評為省知青先進集體,朱集生產隊和朱集大隊的生產形勢便格外引人注目。這自然是對我們的一種鞭策,各級領導也的確給了我們支持和幫助。可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也自然地跟⊥來:"奮戰××年,超《綱要》,過長江"是當時準北地區任何一個"先進"單位最基本的口號。可是,說實話,直到我們于1978年底離開朱集,我們大隊還是沒有能達到超《綱要》的標準。因此,每年秋收之后,總有些好心的朋友與領導來問我們:"今年你們的收成不錯,該超《綱要》了吧?"有些同志還熱心地教我們算賬。在這樣的時候,小強作為大隊會計,總是首當其沖的。可是他也總是最旗幟鮮明地表示,產量必須實事求是;超了,就是超了;沒有超,也不能硬算成"超"。我們承認自己的能力有限,努力還不夠;但我們不能說假話,報假成績。小強的態度,在當時也被人視為固執。可是,我們今天回想起來,難道不應該感謝他那"固執的老實",使我們在那迷惑的歲月里少犯了些浮夸的錯誤,也使我們朱集的社員們有了稍多一點的"實惠"嗎?
 
  打倒"四人幫"之后,廣大農民與知青的積極性理應得到更大的發揮。可是,在最初的一些日子里,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這些插隊十年上海知青卻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上海幫"這樣一種極不科學的提法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作為借口來打擊上海知識青年。這真可以說是插隊十年來最困難的時候。但是,疾風知勁草,在這樣的時候,朱集大隊全體社員與干部給了我們極大的支持關懷,這的確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小強的病當時已經發展得很嚴重了。我記得,就在那些日子里,我曾帶他去合肥某大醫院門診。一位教授正帶著幾個實習醫生看病。他一看小強的腳與腿,立即告訴他的學生們:"這是典型的進行性肌肉萎締癥,不常見的病例,你們好好看看。"他又專門對我說,這是遺傳的疾病,病情發展要幾十年,可是沒有藥治。我雖然沒有對小強說這些話,但我想小強心里是明白的。就在這內困外擾的情況下,小強的工作勁頭從來沒有松動過。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很鄭重地問我,"趙國屏,你看到今后的形勢了嗎?如果要在農村干下去,你就再也不能以知青的身份干了,只能以農民的身份干了。你有這個思想準備嗎?"我望著他那雙深邃的眼睛,理解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思想準備。我當時簡單地回答說:"我是會堅持下去的!"小強也就沒有太多地再說什么。后來的事實就是這樣:1977年,我沒有參加高考,繼續在大隊工作,小強也仍然擔任大隊會計。1978年初,我被免去大隊書記職務。我在處理完大隊工作的交接后,集中力量整理了生產隊的賬務,小強幫助我完成了這項工作。1978年春節,我正式向公社黨委請假,回上海復習,準備高考,小強亦回上海治病。1978年夏,參加高考后,公社又讓我回大隊協助工作;小強也隨即回來,參與交接班工作。1978年秋,我離開朱集去復旦上學,小強也正式"病退"回上海了。回顧這一段經歷,我仍時時慚愧,我沒有能完全實踐我的諾言。可是,小強是可以驕做的,他是從來就沒有什么"豪言壯語"的。但他的行動,他所做的一切,從來也沒有違背他的良心,沒有違背他的諾言。他熱愛農村的事業,他熱愛他的同志,他在他的崗位上干到了他所能干的最后一天!
 
  回到上海;小強很快就"頂替"他退休的父親到廠里當了工人。當時,他一面上班,一面加緊治病。他家住在三樓,他每天都要咬緊牙上下跑幾次,以鍛煉自己的雙腿。然而,他的病只是一天天地加重,不太久,他便完全地"病休"在家了。當時,我還在上大學,也常常去看他。每次見他,他總是那么高興,那么激動。他很愿意告訴我所發生的一切,他多么希望在廠里再干一番事業!面對這時的小強,回想當年在油坊里猛干的小強,我只有一股無言的辛酸涌起在心頭!
 
  此后,我便出國學習了。在美國,我知道他正在學外語,準備搞翻譯,又知道他正在寫作;要把他經歷的生活寫出來,后來便讀到了前面提到的那篇短文。有一年中秋節,小強寄來了一封信,訴說他寫作的決心,并要我替他買幾本美國小說書,以便讓他練習翻譯。我讀后十分感動,寫了一首短詩:
 
今宵秋月格外明,鴻雁傳來故人情
 
為有壯志重千釣,一字一句總關心
 
  1992年,我回到上海,小強已經幾乎不能離家了。要感謝他的父母、弟妹的關心與照顧,生活還算安定。此時,我們一些熱心的同學便組織起來捐了一些款,希望解決他的幾個基本的需求,電話和輪椅。小強一直是不愿別人給他特殊照顧的,但是我們終于說服了他,同時,也因為這一點,才有了我們今天的聯誼會。應當說,小強這次是起了一個催化劑的作用。
 
  現在,我每年只能是在春節期間去看他一次了。他的身體也確實是大不如過去了,但是他依然是頑強的,他依然在與命運作抗爭。有一次我在他家過夜,早晨,看他自己起床,上廁所,做鍛煉,其艱難與痛苦,真是讓常人難以想象!但是,我們的小強正是這樣在一天一天地努力,一天一天地創造著人類生命史上的奇跡!他的小說雖然未能出版,但他自己就是小說!他雖然未能將英語的小說譯成中文,但他自己就是一篇值得被譯成英語的小說!每當我自已在困難前感到疲勞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小強總是在鼓舞我繼續前進!
 
  上山下鄉的運動至今已有三十年了,當年的知青今天已人過中年。我們中的大多數曾為社會默默地奉獻了青春,又正在默默地奉獻著中年。我記得去年春節知青聯歡會上流傳的一句話:不要說我是知青,我什么都不會;而要說我是知青,我什么苦都能吃!我希望,我們所有的知青都象小強那樣自立自強。我更祝愿我們的小強象其他知青一樣,以自己的奮斗,贏得生命之戰的又一個煥發著光與熱的鮮活的明天。(摘自蒙城縣原上海下放知青聯誼會編《回望蒙城(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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